研究者的无意角色

无意角色主要出现在研究过程中，并且经常不为研究者本身所感知，有时它们也意外出现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相比量化研究，这些无意角色在质性研究中，特别是研究过程中包含面对面访谈或谈话的情况下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以下用几个例子来帮助说明研究者如何承担“无意”的角色：

案例1

亚历克丝是一名毕业班学生，正研究社交媒体对18岁以上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她正通过在线调查系统服务网站Survey Monkey（调查猴子）和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对随机选择的10名学生进行不记名调查并收集数据。在一次访谈中，参与者萨迪克在谈到某个在Facebook（脸书）上对他进行网络霸凌的人时，明显表现出不安的情绪。他问研究者：“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此时此刻，研究者被要求承担几个“无意”的角色：导师、顾问、咨询师，甚至是父母。

案例2

克里斯是一名英国NHS系统的研究员，他目前正进行一项研究，调查一家疗养院的工作效率。这家疗养院负责照顾无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病患。克里斯正在收集需要私人护理的病患人数、他们去世前需要护理的时间和他们所需要的医疗干预的数量等量化数据。同时，他也对这些病患进行访谈，调查他们所得到的护理质量如何。在一次访谈过程中，一位住院老人吉姆透露，工作人员道恩从他那里偷窃财物，并威胁吉姆说，如果他将此事告诉养老院负责人，就会被从疗养院赶出去。吉姆请求克里斯替他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他害怕会因此被赶出疗养院。此时，克里斯担负起一个“密友”的无意角色——吉姆希望他能保守秘密。那么克里斯是对道恩的偷窃行为保持沉默，还是辜负吉姆的信赖，把这事告诉养老院经理？

在上面的两个案例中，亚历克丝和克里斯都在自己的有意角色之外，被动承担了一个无意角色。对于研究本身来说，两位研究者不应对参与者赋予他们的角色做出反应，这一点非常关键，毕竟他们都向参与者保证过访谈数据的保密性。那么现在亚历克丝和克里斯该怎么做呢？

这种情况虽然相对来说并不多见，但的确存在。站在带着“后见之明”的旁观者角度来看，亚历克丝和克里斯在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明确自己所承诺的保密性界限在何处。通常情况下，除非研究者认为信息可能对披露该信息的人和/或其他人造成伤害，从而公开该信息，否则研究者都应采取保证信息保密性的正式形式。以撒玛利亚会（Samaritans）网站为例，他们为抑郁症患者，特别是那些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患者提供电话咨询和面对面咨询。在他们的官网上，对保密性有如下解释：

当我们担心您的安全，或是担忧您正受到来自自己或他人的伤害时，我们希望能帮助您找到保护自身安全的最佳方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倾听并与您谈论您想做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您所告诉我们的一切，撒玛利亚会网站都将为您保密。

但假如我们认为您无法自己做出决定，有时我们可能需要将您所告诉我们的、能帮助您的方法告知给他人。这一点适用于所有13岁以下的儿童，在某些情况下，也适用于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例如，您可能由于以下原因无法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做出决定：不理解面临的危险，无法记住您所处的情况，或是在与我们通电话时失去意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掌握能够用于确定您身份的信息，才能向您提供帮助。

以撒玛利亚会网站对保密性的定义为指导，亚历克丝和克里斯本应预料到参与者有可能将他们置于无意角色之中，他们可以先通过一份协议来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可能需要违反保密规定。即便这并不能降低亚历克丝和克里斯在萨迪克和吉姆分别告诉他们这些秘密后即刻做出决定的难度，但至少他们可以在一个指导框架内采取行动。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面对面访谈中，预判研究者被置于无意角色的可能性也是研究规划和设计过程的一部分。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考虑得越充分，你需要应对无意角色的局面就越少。

下面举例说明在与下列参与者群体接触时（尤其是在用到访谈或观察法的质性研究中），你应该特别注意：

●儿童（18岁以下）

●有心理健康和/或有社会关怀等方面需求的弱势成年人

●老年人（可能同时是弱势成年人）

●囚犯

●因精神或身体问题需要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

如果你的研究涉及弱势成年人或儿童，那么你有义务接受披露和禁止服务（Disclosure and Barring Service,DBS）的犯罪记录检查。你的研究必须在得到许可，即获得DBS证书后才能进行，你可以向参与者或其责任人（如疗养院负责人、学校校长、医院里的临床医生和非临床管理人员等）出示DBS证书。在某些情况下，决定是否同意研究的是参与者的责任人，而非参与者本身。如果参与者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同意加入研究，特别是因为他们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研究或其目的时，你必须考虑你的研究是否合乎伦理（更多关于伦理的内容请见第四章）。